我与《重庆日报》的那些事

 

  喜逢《重庆日报》六十华诞,不禁勾起了我这个老通讯员的缕缕情思,那一个个尘封多年而又难以忘怀的故事就像一坛老酒,历久弥香、沁人心脾。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作为来自税收战线的一名通讯员,经常在《重庆日报》上发表各类消息、通讯、言论等文章,其中尤以税收新闻见长。一般来讲,通讯员的文章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,能够上一版要闻那是很难的事情,如果要登在头版头条,更是难上加难了。而我恰恰享受到这种上头版头条的殊遇。

  1989年11月20日,《重庆日报》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刊发了我写的《大力促生产 积极开税源——市中区税务分局提前完成全年税收计划》的报道。这对于一个通讯员来讲算得上是最高礼遇了。受此鼓舞,我的写稿激情一发而不可收,如井喷而出,每年在各大报刊发稿数十篇以上。也就是从那年起,我年年都被评为《重庆日报》的优秀通讯员。

  1989年8月22日,《重庆日报》发表了我的长达2000字的长篇通讯《偷税大王落网记》,报道了一起特大偷税案的侦破细节。这样的篇幅对于一个通讯员来说应该是相当奢侈的享受了。我与《重庆日报》的那些事更让我心存感激的是,我凭着这篇文章一连斩获了“重庆财贸好新闻二等奖”、“四川省好新闻三等奖”和“全国税务好新闻二等奖”等三个大奖,确实风光了一把,同时也成为我从事通讯员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我除了多年来是《重庆日报》最忠实的读者而外,还一直是《重庆日报》最忠实的自费订户呢!每年订阅一份《重庆日报》,每天把它读完成了我的必修课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,我真算得上是重庆日报的“超级铁杆粉丝”了。

  我为什么会对《重庆日报》这么情有独钟呢?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——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历次市委、市政府优秀人民建议奖的获得者,是因为我获奖建议的灵感创意和选题定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《重庆日报》上所吸取的养分——对中央大政方针的分析和对全市中心工作的解读等等。譬如,2007年我获得“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全球问计求策奖”的建议,就是在大量获取《重庆日报》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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